大党丨画出最大同心圆

正因为这种信实状态与真假无关，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 自然态度。

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礼记》诸篇都隐含着礼制秩序与自然节律的一致性，《礼记·月令》将春夏秋冬四季又各自分别出孟、仲、季三个时段，按不同季节时段详细规定了有关祭祀活动、农业生产、资源取用、政令发布的内容，这些都需要有相关的具体部门去执行完成。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当然，万物的内在价值是有差异的。年八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徭役。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记·礼器》） 可见制礼与行礼的原则是不违背自然的原则，故一定时空条件下不适于生长的物产，君子不用来行礼，鬼神也不会享用。

本文拟以《礼运》《王制》为主，兼及其他篇，略从以上四个方面诠释《礼记》的内涵与意义。贸易场所只征收店铺税而不征收货物税。本来，参与公共事务的，到底是天子还是所有的社会可见阶层，在董仲舒之后因人君关系的不明确，而夹缠不清。

所谓世应体例，是指上下卦对应的爻之间，也就是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构成一一对应的主从关系。在公共事务中，让人人知道该如何行动的信念，正是政治家需要持有的信念。但是，天子毕竟还要依赖官僚才能处理繁多的公共事务，而且，官僚制只是打破了世袭制度，宫崎市定曾指出： 汉代的官僚制度就是长官政治。但是，元帝只承认其灾异天象方面的义理，却不接受其在人事方面发展出的包括启蒙观念的新义理。

后一问题，由东汉末年荀爽提出易尚中和而得到一种解决方案，延续至今。第二层的架构，我们以钱穆、余英时两位先生的一个提议构建，在《论天人之际》一书中，余英时提到： 一九八九年九月，钱先生忽然发生了生平最后一次彻悟，认定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1]。

在道统论的角度看，启蒙是汉代儒家针对道统和治统的分离，所开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天命出自天，人是无法改变的。三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转型从未停止过，想倒退回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翟方进之死是人君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个社会结构性扭曲导致的事件。

难道权威与说服不是相互冲突的吗？在京房之前，孔子不是没有解决方案，在《论语》中： 哀公问社于宰我。无论是旧天人合一，还是新天人合一，都与具体的个人无关，而只与作为类的人有关。在此前的春秋时代，作为大夫的荀息曾自称股肱[8]，可见，彼时股肱只是重臣，并不一定是三公。汉初，三公只是天子的家奴，在公共事务上没有发言权。

托克维尔在基督教欧洲的整个历史中，观察到身份平等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向前推进，一切都显得它是一场无法抗拒的甚至是符合神意的运动。至此，走出权威型的等级社会，在已经更新的人、民概念上重新构建人民之间的社会，即构建平民之间身份平等的陌生人社会，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蒙卦上卦是艮卦，象少男，或说儿童，下卦是坎卦，象中男，或说中年男子。而疑惑是一种不安宁、不满足的焦虑状态。

道统和治统是分离的，但是儒家又有启蒙这样的方式，来调和道统和治统的分离。京房察觉了人君关系的扭曲，他努力争取做一点点改进，他没有争取到，反被这种扭曲吞没。可是，到了二十世纪，这个词就和整个中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合被自身同一性所深化。很明显，在这种社会中，居高临下的启蒙已经不可能。质量越低的意见，对返回信实的帮助越小。

二十世纪的中国，以民国取得帝国为标志，民战胜了帝，人民主权替代了皇权。官僚阶层的大规模出现，是《春秋》中找不到历史经验的新现象，京房的等级制入卦爻，是不依赖经验的，是唯一可能深入演绎吏治之法。

这样的一个天象，在当时被认为是可能给天子带来灾祸甚至死亡的大凶天象。这种社会演进转型带来的结构问题，加之前述观念上的人君混淆不清，使得在汉代，人君关系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关系。

台湾学者黄一农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还原出古代天象。在天人合一三千年持续深化的进程中，自二十世纪初走出帝制以来，人与民，因为都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而趋向合一，成为天人合一中最新的关于人的观念。

另一方面，启蒙从一开始，就具有非权威的特性，以无权者争取权利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汉代出现灾异天象，天子往往会下罪己诏，在东汉安帝的一份诏书（《后汉书》卷四十四）里，安帝认为问题在于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问题是，谁肯接受他人的启蒙？凭什么接受他人的启蒙？ 事实上，在所有人对所有人启蒙的社会结构中，身份失效了，人们只能单凭意见本身去判断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人的启蒙。因此，在个体与群体之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说服定理，或者称启蒙定理： 任何信念的确立代价变小，接受它以返回信实状态的行动者必定增多。

而中国式启蒙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在不平等结构中进行说服的任务，就起到了身份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作用，就成为了无权者争取权利的武器。八八六十四卦，每一卦自下至上有六爻（音yao），分别是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

那么，谁是股肱？ 在《易》里，咸卦是一个涉及身体部位的卦。启蒙之蒙卦，如果第三爻发生变化，由阴爻变为阳爻，启蒙卦就变成了图存救亡卦： 救亡压倒启蒙就是这样一个易学卦象。

自然态度本是现象学术语，经许茨引入社会学，它所具有的特征在于，除非人们把相反的证据加给自然态度，否则，它就认为这个世界及各种事物都是理所当然的[14]。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欧洲启蒙的光照运动内涵相去甚远。

因此，有长的称号的人，对其部下、对其人民，都拥有巨大的权利。京房这项工作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如成语九五至尊，九五是易学卦象术语，至尊是宗法术语，经由京房，易学和宗法才可能结合在一起。白虎观会议并没有解决人君结构性矛盾，连面对公共事务时人君责权的错位都没有解决。即使是翟方进，即使他什么也没有做，在这个权责扭曲的结构下，一样可以被一个简单的谣言逼死。

京房以每一爻配一种宗法身份或概念，即，以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 以晋卦为例 这种上尊下卑的卦象结构与现实的等级社会结构是一致的，平民因为无权参与公共事务，不在卦象之中，可以说完全不在尊卑秩序的考虑之列。所有的说服，一定是从疑惑开始。

因此，变动之爻为一卦之主。商品只有在市场体系中自由竞争，才能分出优劣，意见只有在社会交往中自由辩论，才能分出高下，只有能帮助最多人返回信实状态的意见，才是高质量的意见。

只有找到实际历史中发生的冲突，才能检验出当时社会结构的真实状态，从而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中，谈论社会演变。政治精英不再教导唤醒天子，却转而教导唤醒人民（主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