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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此处所违反的法，应当按照一种开放的解释路径来确定，不能局限于《侵权责任法》。

根据宪法价值关系中介在社会结构中的归位，我们把宪法价值中介分为社会生产力中介、社会经济关系中介、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中介、社会心理中介和社会意识形式中介。罗文斯坦之所以把宪法分为规范宪法、语义宪法和名义宪法，在于关注宪法的实施、实现问题，当然要包括注重宪法价值的实现问题。

如果国家这种主体主要具有集中性的价值认知、体悟的话，公民这种主体具有单一性的价值体验，那么社会这种主体则既不具有集中性，也不具有单一性，而具有分散性的价值认知、体悟。权利和义务实现的阶段。生态性组织在我国宪法文本也大概如此。就是潜含着主体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的宪法在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主体发生的效应。宪法文本的有关的国家机关的性质、地位、组织、职权、职责、程序的规定，是国家进行宪法价值认知和体悟根本依据。

在不同氛围、环境下，同一宪法主体对同一个宪法客体的价值认知、体悟和认同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相反的。[1] 蔡定剑：《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实施之道》，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14]例如，在古希腊的宇宙论中，宇宙与城邦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整个城邦秩序被看作是整个宇宙秩序的映射。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34] Niklas Luhmann, Politi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II）, Der Staat, Vol. 12, No. 2(1973), S172. [35] 卢曼比勒菲尔德大学曾经的同事迪特尔∙格林就采用了此种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研究宪法史，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在计划经济中，政治系统否认经济系统的运作封闭性，通过政治系统掌握的大量资源，直接介入到经济系统的运营过程中。正如有学者指出，政治系统观察宪法，更看重国家机构的部分，而法律系统观察宪法，更看重的基本权利的部分。

[57]就此而言，信息本质上是无法由外而内地从环境向系统传递的，只能是系统内部制作出来，因为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限制的选择的范围，也只有系统能够通过运作的差异制造信息。正如卢曼曾经指出的，法律并不起源于立法者的笔端，立法的功能并不在于创制和生产法律，而在于将规范选择为约束性的法律并赋予其象征性的尊严。

由政治决策的被执行/不被执这一组差异所制造的信息，仍然是政治信息，而非经济信息。也就是说，政治系统不再追问最高主权者决断的正当性问题，只要最高主权者的决断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从契约论的逻辑看，主权产生于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转化的一刹那，也即签订社会契约的一刹那。[20] 参见[英]奥斯汀：《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82] 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511页。[56]因此，对系统来说，一项刺激就会使得系统产生关于外部环境的一项信息。[61]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470. [62] [德]卢曼：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韩旭译，李猛校，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1999年，第448页。例如，法律可以通过遗嘱、信托、契约，设置某种原本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新的权力。

相对于自然法而言，成文宪法是实证法，而相对于一般实证法而言，成文宪法又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自然法的功能：它回答了一般实证法的合法性问题，即实证法的合法性就是合宪性。[71]从结构耦合的理论看，前者是经济系统内部制造出来的信息，而后者其实是经济系统经由结构耦合的形式，对政治系统刺激而使得政治系统内部制造出来的信息。

其次，结构耦合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通过宪法，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都增强了各自内部信息处理的能力，从而促进了各自系统自我调整与演化的能力。对系统而言，一项刺激的出现，意味着给系统提供了在多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进行相关选择的机会。

Sehe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 S468-481; Niklas Luhmann,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2002,S388-392. [67] Niklas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5,S452-468 [68] Sehe Niklas Luhmann，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Kann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sich aufökologische Gefährdungen einstellen? ,4. Auflage，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2004. [69] 泮伟江：法学的社会学启蒙，载《读书》2013年第12期，第57页。[61]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都各自承担了不同的专殊化功能，因此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各自的内部结构，都围绕着各自专殊的功能生成。另外一方面，就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共振而言，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共同处于一种外部的共同客观时间之中如果这个选择被不断选择，信息的价值就失去了，而信息也就不再是信息了。悖论会导致系统运作在分配正值/负值时不断地来回摆荡，从而导致系统衔接能力的丧失，最终导致系统的瘫痪与崩解。此时，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分权的概念，都被看作是对主权的挑战，也是对秩序的挑战，因此是不可容忍的。

如上所述，系统论宪法学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引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物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将政治与法律都看作是一种拥有高度结构化复杂性的具有自我观察能力的客体（self-observing objects with highly structured complexity），并在流俗意义的社会科学经验调查之外，提供了一种更为复杂然而更为严格的，具有真正经验基础的观察具有自我观察能力的法律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社会学方法。大脑借助眼睛而在相当狭隘的感觉宽频之内与其环境进行耦合，例如在色谱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眼睛所看到，然而，正因如此，大脑才不必对外界所有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使得大脑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与资源，组织起内部的复杂性，从而在大脑内部建构起巨大的结构化能力和充分利用系统所接收的有限和少量外部刺激的巨大能力，大脑正因此使得整体器官保持着对环境极其罕见的高度敏感。

[45]事件的性质是，其并不持续占据某个空间的点，刚刚产生，旋即消失。宪法构成了实证法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最后根据。

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宪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就必须提供一种分析与处理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从认知理论上来讲，此种认知偏差产生的本质是政治宪法学过于依赖于政治系统的观察视角所产生了光学上的扭曲与视觉的偏差。

由于宪法条文中的这些设置，政治系统不再能够通过对司法裁判的直接干涉来影响法律。[34] 如果我们将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进行观察，并采用系统分化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现代宪法的起源以及演变的逻辑。二、隐藏悖论：作为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共同演化之成就的宪法 宪法是法律，更是根本法。但反过来说，心理系统其实也以社会系统的存在为前提，例如，假设某个婴儿被抛弃在旷野或者森林，而在脱离人人类社会的环境中存活并成长。

如何理解和处理宪法的法律属性与政治属性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争论的焦点。从契约论的逻辑看，主权产生于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转化的一刹那，也即签订社会契约的一刹那。

更多时候，主权者的恣意不但无法成为法律正当性的根据，还成为造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宪法的成熟，不过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两个共同演化之系统同时成熟的一个自然结果。

[32]成文宪法以法律的合宪性取代法律的正当性，本身就表明了对法律自身之合法性不断无限往前追溯之链条的截断。[39]根据马图拉纳的研究，生命系统的特征是，其自身的运作只能通过其自身的运作网络而生产。

正如有学者指出，政治系统观察宪法，更看重国家机构的部分，而法律系统观察宪法，更看重的基本权利的部分。因此，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关系，而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为了自身运作而互相借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信息，并非是可以被用来不断复制的持续存在的内容。[76]就此而言，法律既限制了权力，也大大地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可能性及其效能。

当然，这也意味着，法律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不再在法律之外寻求，而是来源于一种被称作是宪法的实证法。[53] 由此可见，结构耦合与自创生概念是互相关联的。

传统对政治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政治的系统性，而更专注于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性质。[80]就此而言，结构耦合使得如下现象称为可能，即无论是政治系统还是法律系统，对一个宪法，做着各自的解读。

[52] 大脑与外部环境的例子，仅仅是指单个自创生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而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则可以看作是，政治系统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法律系统发生影响，必须符合法律系统所设置的诸界限。